早在1926年，郭沫若就写下了一篇《马克思进文庙》的“穿越文”。这篇文章以诙谐幽默的笔触和恢宏丰富的想象力，惟妙惟肖描写了大胡子马克思与坐文庙的孔夫子展开对话的场景。在对话的过程中，孔子禁不住对马克思惊叹：“你这个理想社会和我的大同世界竟是不谋而合。”而马克思也对孔子惊叹：“我不想在两千年前，在远远的东方，已经有了你这样的一个老同志！你我的见解完全是一致的，怎么有人曾说我的思想和你的不合，和你们中国的国情不合，不能施行于中国呢？”

一个源自欧洲的外来思想，何以能在万里之遥的中国本土扎根？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彼此契合、有机结合、互相成就，有其深刻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  

一

诞生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与扎根于东方的中华文化，曾在20世纪前各自处于不同的历史时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自此以后，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展开对话、日渐交融并有机结合，嵌入现当代中国人民的思想文化谱系之中。

“‘结合’的前提是彼此契合。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源不同，但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性。”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这样强调。从理论逻辑看，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理想追求、价值立场与精神特质等方面存在高度契合性。

一是理想追求上的内在相通性。马克思主义以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解放为终极理想，为“最终建立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平等、人人自由的理想社会指明了方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来追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推崇“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情怀和使命担当，二者都蕴含为民众谋幸福、为世界谋大同的崇高目标，体现了其在理想追求上的高度统一、互融共通。

二是价值立场上的根本一致性。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民本思想具有内在一致性。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随着历史活动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主张，深刻彰显了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中的决定性作用。而放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民贵君轻”“重民轻君”的千古佳句，到“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的醒世警言，无一不透露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高度肯定人的价值和人民主体。

三是精神特质上的高度统一性。马克思主义“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其随着实践的演进发展不断拓新以完善自身。中华文化孕育于中华文明古国，其成果浩如烟海、汗牛充栋，并且和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中华文化都是去伪存真、去芜存菁，并经由时间和实践检验而历久弥新的优秀文化，二者都具有自我更新、开放发展的精神特质，同时在唯物主义、辩证法等思维方式上高度契合。

二

“‘第二个结合’，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表明我们党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的自觉性达到了新高度。”从历史逻辑看，信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百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历史自觉和文化担当的高度彰显。

作为东西方国家的时代精华和理论精髓，原本存在着时间差、空间距、阶级异和民族别的两种不同文化成果，何以能够做到奇妙融合、完美耦合并在和合共生中日益焕发蓬勃生机？原因就在于中国共产党人高度的历史自觉和深沉的文化担当使然。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开始自觉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毛泽东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便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自觉创造“中国新文化”的理论成果。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同志在多个场合强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改革开放新时期，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推进到新阶段。其中最为杰出的代表作，当属邓小平同志借用古语“小康”生动描绘“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前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契合相通有了更清醒的认知和更高度的自觉。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阐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时，引经据典加以佐证；又经常在论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过程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加以阐释。

在考察福建武夷山朱熹园时，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要特别重视挖掘中华五千年文明中的精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把其中的精华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结合起来”。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第一次明确提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要论断。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又作了进一步阐述：“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

三

“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从实践逻辑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赋予马克思主义以深厚底蕴，马克思主义也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现代化，二者互相成就，打开了创新空间。

相互契合，才能有机结合。马克思与孔夫子的历史性“相遇”，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性“交融”，绝非偶然，二者“结合”有着辩证统一、互促共进的实践逻辑。

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赋予马克思主义以“本土性”和深厚底蕴。毛泽东同志曾提出“活的马克思主义”，即同中国国情、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国传统文化结合的、有生命的马克思主义。因为具有了“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马克思主义所以能为中国人民所逐渐接受并喜闻乐见；又因为其能在本土化中融入中国文化，所以能变成中国人的精神武器，并能通过实践成为物质力量。这是马克思主义能够在中国土壤中扎根、发芽、开花和结果的重要原因。

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赋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现代性”并推动后者实现现代化。马克思曾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主义理论区别于也优越于其他理论的最显著特征，就在于其具有的实践性品格。马克思主义不是书斋里的学问，而是为了改变人民历史命运而创立的，为人民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强大精神力量。

中华传统文化经由马克思主义洗礼，完成了“弃其糟粕、取其精华”的时代蝶变，也实现了自我更新、自我扬弃和自我超越。马克思主义能够“激活”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因子，使之在新的历史语境中获得生命力并发挥积极作用。

文明的发展进步，离不开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实践进程中成功“互化”，相互成就，真正打开了创新空间，可谓文明互鉴的“双赢”。

实践也证明，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而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行，也正在于我们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并用以指导实践。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座谈会上所深刻指出的：“‘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

这是时代的呼唤，更是历史的必然。

【本文作者：孙晓晖，马克思主义学院】

（南方杂志于2023年06月18日报道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HATIETaKkUbFMbg8GyW_UA）